西方一些国家确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公共官员对媒介提起诽谤诉讼，不仅要证明发表的内容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需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才可能胜诉。在并无明确相关规定的中国，遭到被披露官员起诉的《中国农民调查》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陈桂棣真不该为了出名这样诽谤我。我现在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臭名远扬，都没办法出门了。我那么多朋友、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张西德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1997年就戒烟的张西德又开始吸烟，一根接着一根，他说自己是叫《中国农民调查》给气的。

　　 60岁的张西德现为安徽省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合肥市作协主席陈桂棣及其妻子春桃在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第四章《漫漫上访路》中，讲述了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因农负过重多次集体上访，并与地方政府发生激烈冲突的故事。而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的张西德，被认为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2004年1月6日，张西德向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请求法院判令陈桂棣、春桃和出版《中国农民调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立即停止《漫漫上访路》一章的出版活动，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万元。张西德在起诉状上称，陈桂棣和春桃撰写的相关内容"不仅严重失实、胡编捏造，而且指名到（道）姓地对原告的人格、形象进行丑化，对原告的名誉进行百般损害。"

　　 针对张西德的指控，春桃对本刊表示："起诉是正常的，他有这个权利。但我们的写作都是就事论事，没有夸大，也没有描写他的隐私。作为一名党干部，这样不接受批评，是不是太娇贵了？"

　　 已经有多名律师主动要求免费为陈桂棣和春桃代理此案。考虑到张西德在阜阳有一定影响力，且此案关系重大，因此陈桂棣和春桃提起了管辖权异议，在异议被驳回之后，他们又向安徽省高院提起上诉。至记者截稿时（4月23日），安徽省高院还没有就此做出裁定。 多年来坚持点名批评官员

　　 "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他以文学的手段做着一些实事，他的坚韧与正气，使报告文学再次拥有了扣人心弦的力量。"1996年7月26日，《南方周末》将陈桂棣选为本周新闻人物，并作了上述评价。当时，陈桂棣的报告文学《淮河的警告》刚刚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陈桂棣的报告文学以揭露现实中的不公、批评在职官员而著称。1993年，他在当代发表《悲剧的诞生》，将安徽省著名劳动模范高永喜冤死狱中的事件予以披露，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有100多名蚌埠市领导干部被点名批评。

　　 1995年，他的另一部报告文学《一起诈骗案的背后》写了发生在安徽阜阳市临泉县的一起诈骗案，点名批评了时任安徽省检察长的刘某。在《安徽法制报》上发表后，临泉县委以1995年第21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关于〈一起诈骗案的背后〉严重失实的情况报告》。报告文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临泉县政法委第一书记李品政还以自己的名誉权受到侵犯为由，将陈桂棣和《安徽法制报》告上法庭。

　　1996年6月，李品政与陈桂棣达成庭外和解，李撤回对陈桂棣起诉的申请。但其对《安徽法制报》的起诉并没有撤回，此案最后以《安徽法制报》败诉告终。

　　 陈桂棣并没有因此改变点名批评官员的自我写作要求。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也有大量的安徽在职官员受到点名批评，其中包括原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现任安徽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原蚌埠市委书记方一本（现为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原巢湖地委书记胡继铎（现为安徽省政协常委）。其中原阜阳市临泉县县委书记张西德是被点名批评次数最多的官员。

　　"这么多年来，在报道文学中，我们都坚持对批评对象用真名。我觉得，如果你做错了，我们有资格对你进行点名批评，另外，报告文学的文体也要求真实，不应该使用化名。当然，也有些地方的官员我们只提了他的职务，并没有提到名字，这是因为他们的做法没有张西德这么恶劣。张的做法让我们很愤怒。"春桃这样解释她和陈桂棣点名批评张西德的原因。

陈桂棣公开造谣？

　　《中国农民调查》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因引起巨大反响，2004年1月又以单行本发行。在该书以单行本面世之前，张西德就得知自己被写进了《中国农民调查》。阜阳市委政研室订阅的一本《当代》杂志，成了张西德状告陈桂棣和春桃的证据。

　　据张西德统计，在《中国农民调查》第四章中，共有几十处的描述严重失实。例如，书中称："临泉县拒不落实中央农民减负的政策"；张西德"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做报告的稿子肯定是秘书们给写的，文辞还可以，可是一到脱稿说话时，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一次会上，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说得大家全伸舌头。"；在处理农民上访事件时，张西德态度激烈，对上访者说"有本事你们就狠狠闹，我就是不给你们处理。"此外，书中还描述了临泉县委向地委"谎报军情"，动用100多名公安、武警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血腥的镇压，等等。
张西德是目前所有被批评的官员中反映最为激烈的一个，除他之外陈桂棣还没有接到其他被批评者反馈来的信息。张西德在《中国农民调查》中看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后，特地跑了一趟北京，与《当代》杂志社交涉，并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陈桂棣编造谎言，攻击我，丑化我，损我名誉，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与我有过节……其二，我已得到信息，陈是被临泉一个对我有意见干部请去的，临泉历来有出钱买笔的做法。"

　　 张西德所说的和陈桂棣的过节，是指陈在写作《一起诈骗案的背后》后，两人发生不愉快的交往经历。而张西德在临泉任县委书记时，和县里另一主要领导有矛盾，张西德怀疑陈桂棣是被政治对手请去的。

　　 "非常荒唐。"陈桂棣对本刊说，他之所以在书中批评张西德，完全是因为张在临泉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夹杂个人恩怨。至于张西德提到的政治对手，他表示自己根本不认识。

　　张西德向记者评价《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把农村说得一团黑，这种思潮泛滥很危险。有一个现象：这本书说村支书不好，但基本不说村主任不好，点镇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名进行批评，但不提镇长和县长。可以说，这本书主要是针对我们党委来的，是反对一党执政的。"

　　 《中国农民调查》一纸风行，长期居于各大书店销售排行榜榜首，并得到各大媒体的关注，这令张西德"很费解"。在他看来，这本书"公开造谣，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他举例说，书中提到王营村村民被县公安局抓捕之后，受到很多非人待遇的描述，这些"就不可能"。他的理由是："哪个公安局敢这样做？别说对待一般犯人，对待死刑犯也不敢这样，这样做的话，公安人员早就被绳之以法了。不要把下面想得这么坏。"

　　陈桂棣对张西德的指控感到可笑，他表示自己的写作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关于王营村"漫漫上访路"的所有描写都有证据。

原被告均进行取证

　　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五保户老人王永臣的脚踝上有着淡淡的紫色痕迹，他说这是10年前带着八斤半的脚镣狂奔遗留下的伤痕。

　　 《漫漫上访路》用很长篇幅描写了当年王营村村民受到"血腥镇压"的经过：1994年4月2日晚，两个民警在王营村遭到村民的殴打，他们随身携带的枪支也丢失。1994年4月3日上午，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名，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拿盾牌、警棍，分乘八辆警车，开进王营村，车上架着机枪。公安、武警一进村，就"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

　　 书中描述了王永臣被打的情形："王永臣当时吓呆了，他只是站在边上一动没动，也被几个公安打得口吐鲜血，拖上警车。"

　　 2004年2月29日，王永臣在家中对记者讲述了自己被抓的经过：1994年4月3日上午，他在从菜地回家的路上，碰上进村的武警，2日晚被打的民警称他参与了打人。王永臣辩解无效，被带上警车。"带我上车时，没有打我。"王永臣说，但车子回到白庙镇后，他就被一个民警踢掉了4个门牙。到看守所后，警察给他带上八斤半的脚镣，让他在院子里跑，跑慢了就打。
"我后来实在跑不动了，他们拿着钢丝捆的鞭子打我的后背，当时我就被打得吐血，昏了过去。"王永臣说，他现在劳累或生气大了，还会吐血，这是当年被打留下来的后遗症。

　　 张西德称村民没有遭到警察毒打，但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的确有村民表示遭到了公安机关惨无人道的用刑，不过在一些细节上，比如王永臣在王营村即"被几个公安打得口吐鲜血"，看来并不准确。

　　 至于这些事件的定性，以及张西德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原告与被告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张西德和陈桂棣都在临泉进行了取证工作，他们都表示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
《中国农民调查》出版发行的消息早已在王营村传开了，但真正看过的人并不多。

　　 村支书王俊彬在看过这本书之后，对记者表达了不满："陈桂棣根本没有采访我，我想我也可以告他侵权。"在这本书中，十年前的王俊彬被描写为上访群众的带头人，他曾经因此被公安局通缉，还差点被开除党籍。吊诡的是，这个当年写信控告张西德的上访群众代表，现在站在了张西德一边。在张西德回临泉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他给予了帮助。

　　 一些村民对王俊彬的评价是"黑得很"，认为他当上村支书后，开始"变质"；也有人认为他最初带领农民上访时，即有自己的"野心"。两年前，有数十群众上访控告王俊彬，说他贪污了救灾款，并且私闯民宅、扒粮打人。

　　对于王俊彬没有接受陈桂棣采访就出现在书中的原因，陈桂棣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几次去临泉，都赶上王俊彬不在家，但他文中的表述有王俊彬以前写过的各种材料为依据。

　　 张西德说，如果他的官司赢了，临泉县公安局也准备以诽谤为由起诉陈桂棣夫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临泉县的干部和群众都支持我，阜阳市的领导也支持我。"张西德说，他将相关的材料复印给了市、县的相关领导。

　　 记者在临泉县采访时，听到不少关于张西德的负面评价，当地甚至有描述其苛政的顺口溜；但也有人表示，虽然他的很多做法不好，但相对而言他还算为临泉的经济建设做了些事。
阜阳市领导都支持张西德的说法也并没有得到证实。3月1日下午，记者在阜阳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张世友桌上看见一份材料，这是张西德经由市长秘书转来的，内容与1994年王营村村民和政府的冲突有关。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世友才知道张西德已经起诉了陈桂棣夫妇。他说："这些天听到大家议论《中国农民调查》，有人推荐我看看。我刚通知秘书无论如何要给我找一本看。因为从事三农工作，所以我对书中的话题很感兴趣，想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以便把三农工作做得更好。"

报告文学的尺度和名誉权的边界

　　"我很欣赏中国《报告文学》杂志主编李炳银的一句话，他说，在所有的文本中，只有报告文学才是知识分子从事的一种文学形式。"陈桂棣说。

　　 苏州大学人文系主任丁晓原教授也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在他看来，20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的成就远不如80年代。"报告文学的退化甚至异化，本质上导源于知识分子本身的退化和异化。他们人文精神的流失，或出于历史的无奈，或出于自我自觉或不自觉的放逐。"

　　 《中国农民调查》是沉寂了十余年的中国报告文学中的异数。该书造成的轰动，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农问题正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话题，但也与作者不甘自我放逐、直面中国真正意义上"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有关。不过，在对书中人物的记述上，该书基本没有逃脱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

　　报告文学是一种非虚构性作品。但在《中国农民调查》中，我们看得见一些虚构的成分，比如在书的第一章《殉道者》中，描绘1993年"殉道"的农民丁作明死前走出家门时的语句："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了几分弹性。"该书的第四章《漫漫上访路》篇首，对上访农民领袖王俊彬具有"奉献精神"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勇气的心理描写，也是基于一种主观的想象。村民对当上村支书的王俊彬的投诉，以及王对陈桂棣并没有采访过他而表示不满时，反讽意味就格外强烈。

　　 而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进行虚构，几乎是所有报告文学的通病。正基于此，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体，很多新闻人从技术角度考虑，认为其应该效仿客观平衡的新闻写作。

　　 不过，在对张西德的描述和评论上是否失实并造成名誉侵权，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周泽认为，本案反映的是公共官员名誉权与民众言论自由的冲突，而公共官员与一般民众名誉权的边界是不一样的。"一般民众没有谁会老盯着他，对他说三道四；公共官员则不一样，由人民选举产生或者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官员任命，由人民纳税供养，并享有特定的公共权力的公共官员，接受人民监督是应有之义。"

　　周泽对本刊表示，人民对公共官员的监督包括对官员失职、渎职行为和缺点、错误的揭露和批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加上民众认识的差异性，人民对公共官员的揭露和批评，可能会出现不客观、不准确、不公正的情形，从而使官员受到"误伤"。作为公共官员，对这种"误伤"必须要有相应的承受能力。

　　 周泽表示，民众对公共官员名誉的损害只要不是出于故意，就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国家确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公共官员对媒介提起诽谤诉讼，不仅要证明发表的内容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需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才可能胜诉。对媒介的起诉与对言论主体的起诉事实上是一个道理。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46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