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的取消确有划时代意义，它在中国媒体上的声势已经造起来了。但是不要忘了，根本问题不是农业税，而是土地问题。

　　"5年内取消农业税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不要忘了，在减轻农民负担这个问题上，还有更重要更根本的事情没有做。"提到温家宝总理在本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取消农业税的讲话时，李平说。

　　 李平供职的RDI（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是一家总部设在西雅图的美国民间学术机构。国内媒体对RDI的中文翻译有两种："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和"美国西雅图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平的名片上印的是前者，他没想到这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他们有美国官方背景。
早在1987年，该机构即开始在中国进行农村土地法律和政策方面的调研及提供咨询等工作，对中国的农村问题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2000年，RDI正式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李平出任负责人。

　　 进入中国已有近20年，RDI在中国建立了深厚的人脉，不仅与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相当牢固的合作关系，更与国内农业问题泰斗、农业问题政策制定者、最为活跃的研究者有密切交往。

　　 李平坦言，与纯研究机构相比，他们更愿意选择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这样的带有政府智囊性质的机构合作。这种合作对双方而言显然都是很愉快的：对国内机构而言，在申请国际研究资金时，如果与RDI这样的国际组织有良好关系，又熟谙国际课题运作规则，申请成功率无疑大大提高;对RDI而言，与中国政府的研究机构一同下乡调研，合作完成国际课题，不仅大大降低了政治风险，也会使RDI在中国的政府决策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目前，RDI已帮助中国有关机构成功申请了上亿美元的国际研究课题，并且在中国进行了覆盖所有农业大省的上千个农户的入户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参与了《土地法》等法律的制定。因此，李平并不否认他们是"智囊"的评价。

　　 曾有朋友私下里开玩笑问李平："你们来中国到底有什么企图？"媒体采访时也经常这么提问。李平认为，目前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广泛借鉴经验，而在世界37个国家都进行过实地调研的RDI无疑具备相当的吸引力，"我们可以迅速提供出对同一问题不同国家的不同策略，及对其效果的评估。很少有研究机构有这样的横向比较能力。"李平说。据称，这种优势已经在国内几次重大的农村土地决策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

　　 "再说，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吃不饱饭，全世界都承受不了。"李平说。

土地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记：中国的"三农"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内容的大问题，为什么你们只专注其中的农村土地问题？

　　 李:因为我们认为土地问题是所有问题的基础。比如，农业的发展肯定离不开土地，中国有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农民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收入问题，根据2000年的数据，中国每公顷土地农业增收127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韩国是22400美元，台湾是13150美元，因为韩国与台湾的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政策非常稳定，这说明稳定的土地政策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农村问题中最关键的是治理问题，中国自己公布的数字是，去年农民上访中60%都与土地有关，农村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土地制度的不稳定有关，而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本制度，它不稳定，国家的农村政策也难以贯彻。

　　 记：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谈及"三农"时，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并不是土地问题，而是农业税的取消。

　　 李：首先应该说农业税的取消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种地要交皇粮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农村调查时他们仍然这么认为。但是这与所有先进国家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做法不合拍，如果能够取消，肯定会得到农民的支持。

　　 但是我认为农业税的减免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农民收入增加。根据政府的数字，现在农业税一共是350亿元，如果能够全部取消，平均每个农民减轻负担40元，现在农民人均年收入2200元左右，城市为8500元左右，这40元的增加几乎没有让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缓和。

　　 所以要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还是应该从土地入手。就算农业税能够真正取消，等于平均每亩土地增收20元。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土地政策，农民必然会主动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增收远远超过20元，难度和成本也远远小于取消税赋。我们在安徽调研时有一个农民在种粮的时候每亩纯收入200元，安徽的农业政策非常稳定，他加大了投入改种蔬菜，现在每亩纯收入1000元。

　　 当然，我并不是说取消农业税不好，这一举措非常好，只是不要忘了根本问题不是农业税问题，而是要让农民富起来的问题，现在农业税问题在媒体上的声势已经造起来了，但是千万不要因此而转移了注意力。因为土地问题解决好了，才真正是把馅饼做大，才能实现一个持续的增收。

中国农村土地太不稳定

　　 记：您认为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中，什么问题最严重？

　　 李:土地调整非常频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地的稳定。如果这一家死人或添丁，土地都要跟着一起变动，这是小调整；大调整就是现在农村经常出现的全村土地几年就来一次全部收回，然后重新分配。

　　 记：我们不是已经有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吗？

　　 李: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法律，充分保护了农民的权益。但是它有一个漏洞经常被钻空子：它规定农村土地30年内不得调整，除非因为自然灾害严重损毁土地等情况，经过一定程序可以进行调整。这个"等情况"就经常被利用。另一方面，现在中国的农民知道这部法律的人非常少，我们曾经在7个省入户调查100户，农民听说过这个法的不足5%，知道具体内容的一个都没有！当时《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已经有一年时间了。

　　 记：这种频繁的调整有什么危害呢？

　　 李：农民不敢在土地上进行长期的投入啊。其实中国的农民知道很多长期投入的方法，比如多施有机肥，少施化肥。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今天投入这么多，没准儿明天村里就会把这块土地收走，所以他们普遍施化肥，土地板结非常严重，地力下降。

　　 刚才我们说的小调整也非常有害，比如说这家少人了，应该拿出一块地，他不会拿一整块地出来，而是这里划一块，那里割一条。我们在农村见到的小的地，只有我这张办公桌这么大。土地划得越来越细就根本没办法进行耕种了。所以土地的频繁调整有百害而无一利。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43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