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活动场所的景况、遭遇，折射的是所在地的宗教氛围，及其所承受的宗教政策。

　　26岁的天津女孩apple（化名）现是北京一家经济网站的编辑，她是一个受过洗的基督徒，不过教堂并不是她经常光顾的地方。她每周礼拜的地点是一个家庭教会。

　　 早在2003年3月，apple就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听到北京要建两座新教堂的消息。一位参加教堂设计竞标的建筑所人员，前往他们的聚会感受气氛，并就具体的建筑设计方案征询基督徒的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下子非常激动，这是大好事。"apple对记者说：从敬拜的角度看，程序和仪式不是那么重要，没有教堂也可以从心里敬拜神;但从传播福音的角度看，新建了教堂之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神。

　　 北京市宗教局宗教二处处长侯小明向记者证实了这一消息，并告诉记者，两座教堂分别占地1500平方公尺，其中一座选址朝阳区，另一座将建在北京西南郊的丰台区，预计今年圣诞节完工。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在北京兴建教堂。

"北京严重缺乏宗教活动场所"

　　 在中国，主管全国宗教事务的，是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家宗教局。而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宗教事务部门。按照《宗教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区域（含县级）和全国性的宗教社会团体，均应在经过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同时还规定，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到宗教局进行登记，登记申请时还必须提交乡（镇）人民政府或城市街道办事处的意见，否则都是非法的。所以，在中国每兴建一所教堂、寺院或道观，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

　　 据北京市宗教局提供的数据：北京现在有基督教教堂8处，市内5处，郊区3处；信徒聚会点几十处。80年代时，北京的基督徒只有5000人，1994年为1万人，1997年达到2万人，此后每年都有1千多人在教堂登记受洗，目前大约有3万人，这个数字不包括人数众多、无法统计的家庭教会的信徒。

　　 "北京的基督教信徒日益增加，做礼拜时教堂很拥挤，信徒和'三自'爱国委员会有兴建新教堂的愿望。"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所长佟洵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北京市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

　　 早在2003年初，在第十届北京市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常委那仓活佛就曾指出，北京市严重缺乏宗教活动场所，现有的宗教场所分布也不均衡，春节期间过于拥挤，发生意外的风险很高。那仓活佛已提议北京兴建宗教场所。此次两座基督教堂的兴建，即被看作是北京市政府对信徒、教会呼吁，以及那仓活佛提议的积极回应。最终出任新教堂总设计师的是中国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崔彤。

建国后的宗教之殇

　　 "现在是中国宗教发展最好的一段时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多种场合作出过类似表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多年来，有一半左右的时间对宗教实施打压政策。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引导知识分子的"大鸣大放"，当时一些教会牧师也在不同的场合发言，指出中共并没有真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到了1957年夏天，时局突变，"反右派"开始。据一位当时曾被劳教的基督徒回忆，为了配合政府的这场运动，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于1957年12月26日开始举办"北京市基督教界社会主义学习会"，在这次会议上，45名基督徒被打成右派。

　　 同时，政府对宗教场所的"回收"工作也迅速开始展开。以北京目前最大也是最繁盛的教堂--被称为"北京北堂"的西什库教堂为例，建国前曾是中国天主教的总堂所在地，设有苦难堂、主教府、印刷厂、图书馆、医院、孤儿院及女子中学等附属机构，但在1958年，国家动员宗教团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西什库教堂"上交"给了国家，一直到1985年才得以重新开堂。也是在1958年，北京的南岗子天主教堂被关闭，大部分房间交给区教育局使用。1958年前后，佛寺和道观也有类似的遭遇。

　　 然而即便如此，在愈演愈烈的斗争形势下，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的许多官员也受到了批斗。1964年8月开始，中央统战部点名批评了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并于同年12月向中央作了《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报告》。报告称："李维汉同志长期以来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坚持一条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向资产阶级和封建农奴主义投降，严重地损害了党的事业。"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伯达、江青在全会小组会上声称要"炮打统战部"，从此，统战部就被打成了"修正主义司令部"，一些对宗教界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官员和许多宗教界人士一样，被迫害致死。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43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