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王怀忠的这句官场真言，一语道破了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要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传统"官本位"之下的"政绩准则"：忠诚于官衔

　　 中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在秩序井然、等级森严的身份世界里，官职的"含权量"、"含金量"之高是其它东西无法比拟的。大权在手好办事，官大一级压死人，数千年一贯制的帝制结构和官僚政治，使得缺乏宗教感的中国人忘记了官职（乃至皇权）本是人为之物，却赋予其以超凡的权威意义，表现出某种类似宗教般的虔诚和敬仰，对官职官位、官府官衙、官人官事、官腔官气等"涉官事务"，充满了过度的尊崇、畏惧、服从、以及追求、爱好、羡慕和嫉妒！

　　 在帝制时代，官职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公共资源，权力是性价比最高的公共产品，无疑是值得认真追逐。车马冠盖、仪仗侍从，迎来送往、锦衣玉食，威风凛凛、得意洋洋，做官的风光、用权的快乐、施恩的尊荣、宣威的气派，足以让其他一切人生价值相形见绌。官员是国家、君主、政权在地方上的合法代表，做官就意味着有资格"为民作主"，就可以去做别人做不到的好事或坏事，可以借着操纵国家机器、处分公共资源、运用官府暴力、行使衙门威权的机会，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他人的生活。所以，人们想当官是很自然的，老百姓怕官员也是有来由的。，孔子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之中两畏是虚，只有"畏大人"是实实在在的。当官的是大人老爷，高高在上，没官的是小人草民，匍匐在地。一个中国人，即使德高望重、才华横溢，若做不了官，也枉然一身肝胆、空怀抱负，纵然写进青史也还是写着"郁郁不得志"几个字。反过来，即使是奸恶之徒、宵小之辈，一旦封官赐爵，照样小人得志、飞黄腾达，就算上不了史书，家谱上绝不会漏记他"官至督抚"之类的光荣。所以，古往今来凡胸怀大志者，其实都相信一条真理：人间正道是做官！贤人在野便是"埋没"，戴上乌纱方能"闻达"，挤进官场叫做"求取功名"，贵人推荐叫做"知遇之恩"，官运亨通便是"人生得意"，丢官罢职了，便是"声名狼藉"。求官、做官，保官、升官，在"官本位"社会中是实现个人抱负、人生理想、社会地位、家族荣耀的唯一正常途径。

　　在官本位主义之下，从政为官不可与务农、经商、当兵、讲学等等同日而语，做官绝不是一种因人因才而异的生存选择或职业选择，它是所有人、所有领域、所有职业者共同的最高选择，是高居于其它一切职业生涯之上的超职业选择。学问做大了的考个官做，钱财赚大了的买个官做，军功立大了的赏个官做，有关系有后门的，就谋个官做，僧多粥少，实在没机会的，也还指望着祖宗积阴德、坟头变风水，给后代子孙积累一点做官的硬资本和软本钱。如果西方人主动辞官不做，可能是不适应、不喜欢、不开心，而官本位之下的中国人如果主动辞官不做，那就只有一个解释:那人必是仙风道骨、世外高人！

　　官本位导致了这样的"政绩观"：做官的目的第一是为了全力保官，第二是为了尽快升官，简言之，官员所忠诚的不是国家和人民，也不是职责和操守，而是表面上忠诚于国家政权或顶头上司（此二者是权力的来源），实际上只忠诚于官职和官衔，这两种忠诚常常有着显著的差别，不能在官员的具体行为中达到相容和统一。所以，一切"政绩"，不论好坏、真假，事实上以能否保官、升官为标准。官员的行为方式，必然是倾向于将时间、精力、经验和智慧倾注于那些对巩固官位、提升权力有利的人和事上面，即使这些人和事对国家、皇帝、政权或者对于百姓来说，是完全有害无益的。

　　 在一个良好的吏治环境下，做清官、好官有利于保官、升官，官员将选择做清官、好官;在比较恶劣的吏治环境下，做一个贪官、庸官更能够保官、升官，官员必然选择去做贪官、庸官。

政绩考核与"测不准原理"

　　 政绩历来是一个模糊概念，是一个变量特别多的"多元模糊函数"。政绩是对党政机构和官员的成绩和贡献的综合评定。要衡量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或者全面地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系统的输出水平和绩效，依靠一两个数量指标（如GDP、财政收入）是做不到的，即使依靠一系列的指标（比如再加上若干经济指数，再加上资源消耗、能耗、环保等"绿色"指标，或者再加上人口、收入差距等社会指标），仍然难以达到完整、准确可靠的程度。以中国之大，在此地最重要的指标，到了彼地可能就不再重要，以政情之繁杂，此时没有被列入政绩考核体系的指标，到了彼时却可能变得至关重要（如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平时用不着考核，一旦出事，想考核也来不及了）。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同理，无论在当前看来是多么精细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若与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相比，也难免简单、粗糙、幼稚、呆板。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粒子运动的复杂性和测量过程本身的干扰，导致了对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测不准"的结果。高度复杂的政府行为、比位置和动量这两个变量多得多的政绩变量、政绩考核评价过程本身对政绩状况的"干扰"，也导致了同样的"政绩测不准原理"。因为历来"测不准"而又非测不可，于是，只好将多元的政绩指标少元化或单元化，将复杂的政绩信息简单化数字化，最后形成表面政绩、片面政绩、数字政绩、橱窗政绩、造假政绩等弊害。

错误政绩观的要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翻检一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秦始皇到慈禧太后，都对评官议官、选官任官、升官罢官的考评功夫特别注重。写进历朝典章规制里面的官员资格与政绩评价指标，不外乎有功名、资历、德行、才干、勤奋、清廉等资格要素和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府库充盈、百业繁荣等政绩因素，可以总结为"忠君爱国、德才兼备、清正廉明、勤奋有为"，几千年中这些原则并没什么大的变化。功名和资历算是硬指标，其它多是凭奏章、报告、数据、印象、观感等进行考评。纸面上的、理论上的"政绩观"从来也不会错到哪里去，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却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各有变通、各有侧重，有时要求全面协调，有时要求重点突出，官员自然随机应变。政府缺钱练兵，收税多就是政绩的"主流"，皇帝要"与民休息"，执行"轻徭薄赋"的就是好官。

　　评价和考核政绩，就好比出一份"从政实践"课程开卷考试的综合试卷。对官员而言，得高分的机会，常常并不是据理析题、据实答题，而是要弄明白谁出题、谁打分，摸清楚出题人的偏好、监考程序的宽严、判分者的喜乐。如果官员们的考试卷上只有四个题目：GDP的增长率、大工程大项目的进度、招商引资的金额、宽马路阔广场的气派，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要去关注弱势群体的福祉、凭什么要去阻止占良田、毁民宅、赚黑金、开私矿野井的创富功臣？如果说假话、干虚活、充面子的王怀忠可以官至副省长，如果分光卖净、非法创收、集资摊派、拦路罚款的职能管理部门能够得到上司的欢心和奖励，他们又凭什么要去说让领导窝心的真话、去做费力不讨好的实事、去履行没有政绩加分和个人好处的公共服务？

　　贪官王怀忠给安徽阜阳欠下了几十年还不清的烂账，给老百姓留下了没有作用的大机场、没有完工的亚洲最大动物园，可他却从乡镇干部跃升至副省长，平均两三年被提拔一次。他的政绩是"一流"的，他说："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这句官场真言，一语道破了王怀忠升官发财的秘诀，也一语道破了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的要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天高皇帝远，上级领导分身无术，领导能看到什么？只能开会议、听汇报、读报告、看数据、视察大型工程、浏览窗口行业，于是，领导需要什么典型，就给他提供什么典型，上级需要什么数据，就给他提供什么数据，只要这些典型能够证明上级领导的伟大高明，也就足以证明下级官员的政绩水平。

正确政绩观的根本：诉诸民主程序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温家宝《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讲话，提出"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温家宝说："衡量干部政绩，最根本的是看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落实温总理的讲话精神，确立"正确的政绩观"，至少要做到两点：第一，政绩考核评价的内容必须全面，既要考核增长率又要考核消耗率，既要考核经济指标又要考核社会指标，既要考核短期指标又要考核长远指标，在"测不准"的情况下，尽量以考核的全面性、广度、深度去弥补精度、准确度；第二、启用法治民主的手段，将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变为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宪政民主程序，因为任何由一系列报告、表格、蓝图、数据组成的政绩评价考核体系，终不如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的严格裁判和以民众利益为依据的公正选举。

　　 要落实温家宝的政绩评价标准，首先必须要将政府的行为、官员的行为摊到阳光下，对人民开放信息、减少机密，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让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而不至于依靠小道消息和坊间谣传去了解公仆们的能力操守和所作所为；其次要充分保障民众行使批评、建议、申诉、上访的权利，在尚不能由人民直接投票推选主要官员的条件下，民众批评、上告的权利就是民意表达的最后底线，也是迫使官员们服从"群众观点"的最后底线，否则，一群不能发声的"群众"又如何去评判官员的政绩？

　　 要真正落实"正确的政绩观"及政绩的"群众观点"，最终必须依靠政治体制的改革。逐步改革自上而下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让人民群众成为考核干部、评价政绩的主体，让人民群众有足以决定干部去留的权力，有自由表达"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的规范化的民主方式和法治渠道。如此，"错误的政绩观"才能从根本上失去体制支撑，"正确的政绩观"也才能从根本上获得制度性的确立。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43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