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媒体先后集中报道了一系列在地方上锐意整肃、大胆改革的基层官员，推出了董阳、李昌平、吕日周、宋亚平、张锦明、仇和等多位"改革明星"。他们个性迥异，际遇有别，最终的仕途命运和改革结果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为体制改革承担个人风险的勇气，并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改革尝试，而这种改革勇气和实践经验都是当下中国的稀缺资源。

　　 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突破计划经济禁区的改革先行者，这些基层"改革明星"面对的压力不只来自僵化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上一轮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引发的争议和反弹，正是中国大陆第二轮改革的焦点，即：如何改革日趋僵化的政治体制？如何调整日趋扩大的利益冲突？

　　 掀起"长治风暴"的吕日周，在赴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一年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无论外界怎么看他，这位昔日的改革先锋仍然希望再有机会，推行他的改革梦想。

两种解读

　　吕日周离开长治赴太原任省政协副主席已有一年多，目前分管农村委员会。在太原，记者听到了对其政协副主席一职的两种解读：第一种意见认为，尽管是副省级待遇，但是与市委书记相比，政协副主席无疑是一个副职、虚职，吕日周明升暗降；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吕日周在山西官场上"得民心、失官心"的执政，能够"混"得一个副省级的结局，是相当成功的退局，体现出吕日周的政治智慧。

　　 吕日周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当面问他时，一向口若悬河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政协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到政协不仅是党对我的肯定，也是人民对我的肯定。社会上的很多想法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我是从历史的、社会的角度考虑的，如果是在10年前，我可能还得不到提拔，但是现在的处境不错。我的现状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和党的导向，是有示范效应的。"

"遗风"尚存

　　 政协副主席与市委书记的职能相差甚远，但吕日周仍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其特有的工作作风。

　　在今年1月12日山西省政协党组民主生活会上，吕日周做了一个题为"我一年来的工作小结"的报告，这一年内他"先后在省内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讲党课，在大专院校作专题演讲、学术报告共计38场次，参与听讲人数总计约15000人次。"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事务性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3年10月9日至17日8天里，他分管的山西省政协农业委员会，组织了30多名山西省政协委员和常委沿着纵贯山西省南北的大运路（大同至运城）视察了8个市20个县30户民营企业。这次视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工作强度上，都被称为是山西省政协"前所未有"的行为。

　　据称这次调研是在9月29日最终决定的，工作人员没想到"十一"假期刚结束就要下基层，几十人平均每天调研一个市两个县4户乡镇企业，从山西最北端走到最南端。相对政协日常的工作规律，这样的工作方式招致不少抱怨。

　　2003年12月8日，山西省政协在经过大量调研之后提交了一份"关于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建议"。9天后，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田成平批示："就政协反映的情况和提出的建议，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明年我省在农民增收、减负方面能做什么工作。"省委副书记侯伍杰则批示道："政协提出的建议很好，可参阅研究。" 在政协工作了几十年的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吴潭龙说，政协的建议得到这种程度的重视，非常少见，他几乎逐字逐句为记者念完报上刊登的这些批示。

　　 吕日周说，他到政协之后听到一个说法，说在政协的工作是"什么不干没意思，多少干点意思意思，干得多了什么意思。"他说他非常不同意这种态度，他本人比较欣赏另一种说法："政协不是火线但是前线。"他认为尽管政协工作不再像政府工作那样"冲锋陷阵"，但仍然是"炮火隆隆"。

角色转换

　　 "现在不求说了算，只求说了对。"吕日周当然很清楚副职和正职、政协与党委的工作性质差别，他一再表示自己是个能够很快适应环境的人。

　　 看到现在的吕日周，总是让人想起在其政治生涯中的另一次经历。1990年春节前后，刚刚上任山西省朔州市市长1年零2个月的吕日周突然被免去市长职务，调任省体改委副主任。他找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省委领导，但没有得到明确的免职理由。吕日周在自己撰写的书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我有担心：如果用干部和政绩不挂钩，干部就会和基层脱钩；如果用干部和工作不联系，干部就会和群众没联系。这就会出现最大的危险！"后来吕日周有两次调动工作的机会，却一一错过，他写道："长期把干部放错位置，无异于想把良材变为朽木。"
尽管吕日周在省体改委很快转为主任，并一直享有正厅级待遇，尽管他当时也做了大量调研并进行了深刻的理论积累，但是他在这个"衙门清如水"的地方呆了整整10年。吕日周说自己的性格是"愿意燃烧，不愿意冒烟"，所以他坦言自己也曾在半夜醒来时，心里一阵阵难受，不知道自己是否就会这样一辈子在机关里呆下去。"我当时已经55岁了，我对妻子说，看来党是不会再提拔我了，准备早点退吧。"

　　 尽管强调了自己现在是"只求说了对"，但是吕日周说，在该说了算的时候就要说了算。以前政协的报纸要在上午11点半才能送到，吕日周就一级级追查报纸迟送的原因，最后工作人员写了检查。现在政协的报纸每天上午10点送到。

　　 吕日周不太愿意按既有规则出牌的方式，难免和体制惯性形成尴尬。吕日周在农村工作委员会推行了很多工作，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招来冷言冷语。经常找对口的政府厅局来协调工作，虽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工作方法，但无疑犯了官场禁忌：按照规定，政协并没有权力指挥这些厅局，前几次可能碍于情面，但次数多了难免"招人烦"。

　　"如果可以由自己选，我愿意到最底层，而不是最高层。"吕日周说，"我愿意去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把我派到沙漠里，我能种出树来。"

小心谨慎

　　接受采访前，吕日周除了要求审稿外，一再要求记者不要再提及长治的事情，吕日周说："我在长治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

　　无独有偶，在吕日周卸任长治市委书记前夕接受记者采访，这位记者也记录了当时的情境："1月23日，长治宾馆。吕日周看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便特地喊来一位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陪同采访……他不想让外界传闻吕日周单独约见记者。吕日周一向出言涉险蹈危，思想吞刀吐剑，从不顾忌地方政体的错综复杂，现在这种细微的变化，似乎不复有当年的锋利与乐观。"

　　 这种明显的自我保护意识并非吕日周独具。记者接触的几位改革官员几乎都对媒体报道采取非常小心谨慎的态度。在提起仇和时，吕日周言语间颇有些惺惺相惜。"对改革者应该采取保护的态度，善意帮助他，不要否定他，毕竟他是在做事情，有多少人在每天打扑克，包二奶，我们又有多少批评呢？出了个做事情的人，我觉得应该保护他，因为改革者承受的苦难就够多了。"吕日周说。
　
　 　采访最后，我们谈起他说过的一句颇有诗意的话："我曾经沉到社会激流的底部，钻进泥沙中，又从人群中被筛选出来送上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颠簸着鼓棹远行，当被一个浪头盖入水中后，又想变成参与抵挡逆流的小沙石，曾带着头上的污泥和脸上的血迹在水中奋力游向前方。当这激流平缓，直到水不过膝，我走向岸边。我坐在岸边的青石上，研究这河流，总结着过去，期盼着河水上涨的一天。"吕日周说当时他正在体改委，这段话是在一次与大学生谈话中说的，"期盼着河水上涨的一天"是表明自己还在积蓄力量，等待机会。

　　 "你现在的心态呢？"记者问。吕日周回答，如果没有新的机会也就算了，不过他仍然在积蓄力量。

　　记：目前中国的体制改革，好像没有上级的支持往往都行不通。

　　 吕：改革就要由基层大胆实践往前冲。这是由于体制改革越由上边进行风险越大，先由下边干起来，只要默认，你就可以干。不一定非要上级肯定你，表扬你，你才去做。做到一定的程度，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这个时候就必须有上级的评估肯定和支持才行。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就是首先在安徽省的小岗村做起，得到党中央支持和推广后，形成了新的体制。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自己认准了，老百姓支持，上级不反对，就去大胆的干，一定会成功。

　　记：如果上级不理解，你怎么办？

　　 吕：旧体制的弊端往往有法律依据和组织系统的肯定，而用体制外的办法解决体制内的问题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和传统体制支持的力量。但只要是从实践中从群众中来的改革办法，即使上级领导暂时不理解，也可以大干起来。如果没有这个胆量就不要改革了。

　　当然，这样做风险也很大。我在十几年前搞改革曾经和领导顶牛，领导就想办法对付我了，比如说调整领导班子，调两个反对你的人进入班子，这是上级领导权力范围内的。我明确表示，如果领导以这样的目的调整班子，我就不能干了。如果不能干改革，再当官也没什么意义了。如果你的辞职表示对领导不利了，他也就不会再坚持原来的想法了。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坚持真理，自己要有吃亏和不当官的心理准备。

　　 进行创新和改革，就很可能与上级顶牛，与体制对抗，与同级翻脸，甚至下级也不理解你。创新的人是很孤独的，改革的人是很痛苦的。改革就是选择了痛苦，如果现在领导人不痛苦，那痛苦就会留给后代，留给人民。所以我们必须选择痛苦，才会给人民带来小康。

　　记：你是否曾经尝试让别人也像你这样对改革充满激情？

　　吕：有的文章说我说过，改革是一个人试图移动一座大山。这是误传。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错话。我从来认为，改革伟业是党中央领导人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完成。而且可能要依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我们按照党的要求做了一些事情，但评价不能高，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我希望大家都应充满敢闯敢冒险的革命精神在改革事业中尽自己的力量。为此，我个人试图总结一些在基层实践改革的理论，写成小书，进行宣传，还多次讲党课，开展一些学术活动。目的就是进行一些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大家努力工作。

　　记：从现在的改革尝试来看，改革好像只有"一把手"才能推行。

　　吕：党的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一把手"推动改革肯定会更有力度。"一把手"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推动一项改革，效果一定会好的。

　　 现在的民主集中制给"一把手"很大的权力，你就要带头去干啊，你不干别人干也代替不了"一把手"的作用啊。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领导班子代表党，对领导班子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一把手"代表领导班子，对"一把手"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个别干部进行这样的推论，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也确实反映了"一把手"的重要性。"一把手"要有这种责任感，要去最难去的地方，为最困难的群众办最难办的事情。

　　记：但是在这个由"一把手"推动的改革中，又往往出现专断甚至独裁的做法。

　　 吕：你不能简单地用独裁来概括"一把手"的作用，对于有经验的"一把手"来说，他会充分发扬民主，由大家认真讨论之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正确的集中。在集中的过程中，"一把手"要敢于坚持正确的东西，以理服人说服大家接受正确的意见。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一要坚持，二要完善。要从改革领导体制等方面防止可能出现的"一把手"专断现象。

　　记：现在有这么一种说法，你在原平工作的时候，还是一个体制的改革者，但是到了长治，又成了一个从严治党的市委书记。你是否也刻意将自己的改革局限在政策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呢？

　　 吕：我考虑的是怎样能够把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解决了，而不是方法本身。什么方法能够解决，我就用什么方法解决。毛泽东的吃苦、邓小平的改革、江泽民的创新，我就是把这三个东西揉合到一起去做的。这涉及体制内的联系群众艰苦奋斗，体制外的改革创新的办法，加在一起的，哪个能解决问题我就用哪个。过去的基层调查，人没下去先打招呼，安排好路线，调查的几个典型，这怎么能够发现问题？我就提倡不打招呼，这样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

　　记：在改革中如果遇到旧体制与你的改革产生很大冲突，而体制问题是你解决不了的，你会怎么办？

　　 吕：这种情况太多了。改不了也要想办法，也可以利用体制内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我们曾把民主生活会上的内容登在报纸上，这就是体制内的方法啊，有人说这种做法会泄密。我们认为公开民主生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可以更好地接受人民的监督。我的目标就是要为老百姓谋利益，那就什么方法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就用什么方法。

　　记：现在很多人把你和仇和相提并论，你怎么评价他？

　 吕：我只看到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了解不多，应该说没有发言权。但要我说：首先应该是支持他，他是想做一些事情的，要支持他做事情，他解决问题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其次，该市的一些具体做法还需要完善，比如说卖小学就不妥，小学是义务教育，我不赞成在小学阶段搞社会办学。再比如说我们干部的收入是很低的，在一些贫困的地方，干部自愿拿出一部分工资做事情是可以的，但不能负担重了。第三点，不能用一篇报道评价一个人，一个人是丰富的，既有严的一面，又有慈的一面，既有改革的一面，又有传统的一面。根据一篇报道评价一个人，难免资料不全。比如说有一张照片，说他走在一群干部前面，显得比较孤单。但现实中的一位领导干部，有时会走在前边，有时走在后边，有时还可能走在中间。

　　 好多人把我和仇和相提并论，我有沾光的感觉，我不如他，他的改革气度和胆量比我大，他有时候更加奋不顾身，不考虑后果。因为我年纪大了，教训多了，考虑的东西多，权衡利弊，为了班子的团结，为了上下的关系，我做过很多妥协。

　　现在对仇和有很多评论，但是报道好像只有一篇，我觉得应该更加深入地进行采访，对改革者应该采取保护的态度，善意地帮助他，不要简单地否定他，改革要允许失误。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45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