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正义和法律的社会精英有理由对造假者表示出最大的义愤，说其天良丧尽、罪不容诛都不过分。而由造假者的眼睛来看我们的社会精英，又何曾是纯洁无瑕的？

　　中央电视台《质量报告》栏目每个周末中午播出，讲的多是食品行业造假的事情，暗访偷拍，将令人作呕的制作过程展示给公众，恰好在午饭时间，效果很强烈。我记得的，有湖北竹笋、江苏肉松、浙江火腿、湖南腊肉等等。尽管产地不同，品种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化腐朽为神奇。那干柴似的笋干，经过火碱浸泡，双氧水漂白，福尔马林处理，顿时又白又嫩；那腐臭的死猪肉，经过洗、腌、上色、熏烤，顿时又红又亮。尽管工厂里臭气熏天，蛆蝇成堆，但经过敌敌畏处理，那些火腿、腊肉硬是脱胎换骨，变得金灿灿品质高尚。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能有这么多能工巧匠，更想不通他们这些绝技是从哪里学来的。硫磺、火碱还可以说"我们古已有之"，而福尔马林、双氧水、氢氧化纳这样一些洋化学原料，他们运用起来竟也能驾轻就熟。我们的同胞真是聪明绝顶。

　　 一说造假，许多人喜欢与商品经济联系起来，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真是一个国家级的误区。千百年前,造假已然在中国蔚为大观，从《水浒》里的人肉馒头，到《红高粱》里的尿酒，和商品经济有啥关系？我们在巴黎买一瓶红酒，很少人怀疑它是假的；而在北京买一瓶茅台，很少人相信它是真的；在中国任何地方花一张百元钞票，收银员都要拿起来对光验看，炯炯眼神，直刺我们的自尊，这又和资本主义有何相干？30多年前，正是计划经济、文革政治,被许多人称之为人心纯洁的火红年代，我就听工厂的师傅说过，他们家乡用硫磺熏白馒头、在辣椒面里加麸皮甚至红砖粉的事情，说得眉飞色舞，如数家珍。可见今天的造假，不过是老树新花。

　　 造假造到如此丧心病狂，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们有市场而无管理，有规则而无裁判。曾经看过央视一个节目，记者追踪一起假药案件到了潮州，在向造假药商作调查时，陪同的当地药监人员不知道桌上的摄像机开着，频频以潮州方言给药商递话，央视记者把带子拿回北京找人一翻译，那官员说的原来都是"你就说不知道啦"、"你就给他乱讲啦"之类。有这样的裁判，赛场上的情况可想而知。

　　 中国的甲A很臭，裁判也很黑，但两者并不具有因果关系。造假的深层次原因，我看是以利害为判断标准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上虽然有一些利义之辩的说教，但现实生活告诉人们的是，只看是不是对自己有利，这才能无往而不胜。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正渐成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的共同信仰。这个价值观念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基因。从一些大官员到小商贩，大家衡量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尺度就是利大还是害大。比较高雅的表述方式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道德在哪里？法律在哪里？良知在哪里？只不过在墙上挂着，在嘴上喊着，在书上写着。于是，赚钱压倒一切，卖出去才是硬道理，做腊肉应该用鲜肉还是病死猪肉，做火腿该不该加敌敌畏，难道还用问吗？优质优价的产品，除了被淘汰出局，还能有啥悬念？
初看《质量报告》，很不理解这些人怎么能如此伤天害理而毫无愧疚？他们难道没有父母、儿女、朋友？从电视上看，这些人也都相貌忠厚，举止朴实，走在大街上，俨然人民群众。我想他们大概也看足球，也读金庸，也痛恨腐败，也捐助希望工程。在父母面前，他们也是孝子；在子女面前，他们也是慈父；在朋友面前，他们也有很好的人缘。他们只不过把造假作为一种生意，一种技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所从事的是不道德的勾当。一个赤脚踩在火腿上的工人就对着镜头说：火腿进了脚丫子味才香哩！

　　 代表正义和法律的社会精英有理由对这些造假者表示出最大的义愤，说天良丧尽、罪不容诛都不过分。而换一个角度，由造假者的眼睛来看我们的社会精英，又何曾是纯洁无瑕的？--几多官员没有写过假报告？几多记者没有写过假新闻？几多律师没有造过假证据？几多艺术家没有搞过假表演？卫生部长隐瞒SARS疫情，是不是比制售假口罩的更黑心？院士剽窃别人的学术论文，是不是比做假火腿的更无耻？医生拿手术台上的病人当肉票，勒索红包，是不是比卖假药的更可恶？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枉法裁判，是不是比卖假证件的更泯灭良知？交通警察大队给不会开车的人发驾驶证，是不是比卖假酒的更伤天害理？貌似圣殿的高等院校，花钱就可以买博士、硕士学位；貌似庄重的科研院所，花钱就可以出产品鉴定报告；貌似神圣的司法机关，花钱就可以打通关节；貌似严肃的组织部门，花钱就可以提拔任用--它们的行径之恶劣、危害之巨大，难道不百倍千倍于假劣商贩？

　　 这样看来，《质量报告》上那些造假伎俩，实在是毫末技艺，蝼蚁营生，充其量不过是社会肌体上的污垢;真正要命的，倒是心肝肺肾脑这些重要器官都出了毛病。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45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