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体制默察大势，做出向左倾向的调整，应为历史必然，也应予肯定。然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从长计议，现在仍应在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同时启动并全力以赴于相关配套体制的革新。

　　十六届四中全会后，胡锦涛时代正式开始。

　　 海内外评论多集中于中共高层权力重组的效应，其实，同样值得甚或更值得关注的是，所谓"胡温体制"施政的意识形态有何特征？与以往比，有无变异？如果有，应如何看待此等变异，其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意义为何？

胡温体制风格初现：向左转

　　 胡锦涛就任总书记近两年，温家宝就任总理一年半了。这期间的媒体报导中，两人让人印象深刻的言行，似乎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农家过春节包水饺、为农妇追讨欠薪、关怀艾滋病患、探视非典家属、提出对惟GDP增长观加以矫正的科学发展观等等。归纳为一个基本理念，即：关怀弱势者，凸显社会公平正义，强调均衡与协调。

　　 或者，总结为一句：向左转，向社会主义转。

　　 中国大陆自中共建国以来，依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可大致区分为两个阶段：（一）自1949年至1976年（或至1978年），约30年的左路线，基中1966年时达到极左的高峰，表现于经济上的是共产计划管制经济，生产力低落，活力尽失，社会一穷二白；（二）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邓小平改弦易辙，弃计划管制，就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矫正左的路线，向右转。经济活络了，但遭遇挫折，即1989年风波。从现在看，那是一次"硬着陆"，对中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内伤与外伤，并使发展路线停滞，甚至有向左回转的趋势。邓小平有所警觉，启动"南巡"，重新强调改革开放之必要，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谁不改革谁下台"，终于又把中国的发展路线从左向右拨正了回来。从此以后，左的声音益发微弱了下去，除偶尔还有一两篇万言书外，右已成了发展的主旋律，并与全球化接轨，成沛然莫之能御之势。

　　 然而世间万事似乎总是周而复始，左之后向右，右之后又向左。如前所云，胡温体制这一两年的施政风格，明显已有向左或向社会主义调整的倾向。换言之，在改革开放明显向右走了25年之后，开始出现了向左的调整。

　　 那么，该如何理解或看待这样的调整？未来的趋势又将如何？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不妨先做一个有趣的观察，也就是把方才约半个多世纪（1949年-2003年）的观察期拉长，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左与右的变化轨迹。

大历史·中历史·小历史

　　 暂以时间长短来区分三个不同的观察期：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迄今约200年称为"大历史"；自1949年迄今55年的称为"中历史"；最后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迄今的26年的"小历史"。

　　 先谈"大历史"。

　　 其实，人类社会发展路线的调整与争议，早在18世纪就出现了。当时，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即市场经济）渐臻成熟，又逢工业革命萌芽，共同促成了近代西方经济文明的兴起。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代表的当然是"右"的发展路线，带来的是生产力、活力、效率和竞争力，但有一个缺点--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当时的人们，对于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固然欣喜，但对它带来的社会不公则相当忧虑。正是一喜一忧的情势与日俱增，人们终于不得不进行严肃反思：这条资本主义的道路难道是人类别无选择的一条路吗？

　　 当然不是。针对这条右的路线的弊病，人们反思得到了两种选择：其一，将资本主义加以修正，尽可能保留它提高效率的好的那一面，对不好的一面加以矫正，这个思路可称"修正资本主义"；其二，放弃或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另起炉灶，单独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谓之社会主义。不用说，前者即西方诸国后来选择的路线，后者则是先苏联后中国及其它东欧等国选择的路线。

　　 如果资本主义是右，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左。左的产生，是针对右的弊病而"研发"的。

　　 而"左"与"右"的发展与对立，在近200年来的"大历史"中已然存在。

　　 最后，"左""右"之争也延烧到中国。上个世纪初（1921年），依据国际共产主义"左"的路线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与原本已存在的中国国民党有着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利益网络，最终一决雌雄的结果是：1949年，两岸分治，国民党到台湾，选择了右的市场经济，共产党在大陆走上了左的共产计划管制经济，进入到前文所述的"中历史"的阶段。

　　 如前所云，这一"中历史"阶段，中国大陆是先左（1978年之前）后右（1979年之后）的。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26年的"小历史"阶段。

　　 1980年底，改革开放未久，经济就开始活络了。这不令人意外，但让人头疼的是，诸如物价问题、失业问题、贫富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在计划管制下不明显的困扰随市场经济俱来。当时流传一时的顺口溜是：一死就放，一放就活，一活就乱。这使得人们对右开始产生质问甚至反感，于是一场左右路线争辩在所难免。然而，症结何在始终没有争清楚。于是，不是接下来的"一乱就收，一收又死"，就是让问题持续恶化下去，能量不断累积，终至发生社会政治的巨大震荡。但一旦左转，经济马上缺乏活力，邓小平用"南巡"把方向再度拉回向右，又过了十年。

　　 这十年，经济一如预期地活跃起来，但失业、贫富加剧、腐败问题不仅再生且变本加厉。日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份名为《2010年中国的三种可能前景--对九十八名政府及非政府专家的调查与咨询》的报告显示，98名专家当中，51位认为"中国在2010年前会发生影响这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大危机"。

　　 这些2010年前中国发展的社会经济风险归纳为十项，包括：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问题、贫富问题、生态与资源问题、台湾问题、全球化问题、国内治理危机、信心与诚信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这些问题，各有其性质及产生背景，但都有如下特征：（1）是当前国家发展的深层危机；（2）多数造成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危机；（3）部分形成了市场经济运作的困难与危机。

向左走？向右走？向"制度"走！

　　 为什么每次向右走，都会走出这样那样的困扰或难题，难道"活"就必须付出"乱"的代价吗？能不能"活而不乱"呢？

　　 其实，这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早已找到了答案了。关键在两个字：制度！

　　 前文提及的西方对资本主义的修正，其思路是：通过"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矫正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市场失灵"，以兼顾市场经济创造的效率和市场经济照顾不到的社会公平。

　　 而政府矫正市场经济之道，即是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制度，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市场经济中的充分竞争创备了一个公平完善的环境；社会体制的建立，是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经济参与者确保其生存与生活的最低权利与尊严，即确保社会公平与正义；政治体制，则是为理顺市场经济运作下出现的利益多元分化，同时，亦对在市场经济中司职的"看得见的手"-政府--进行必要的权力制衡。

　　 必须指出，经过了100多年的摸索发展，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已累积了丰硕的经验。不少中国领导人物访问欧美国家，往往发现这些国家虽无社会主义之名，却有社会主义之实，本质上，它们又都是不折不扣的市场经济国家。可见，在向左走向右走的摸索中，其实人类已经摸索出了第三条路，也就是：基本尊重市场经济（换言之右是主旋律主基调），但通过政府职能，以良好的制度对市场经济加以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浓缩来讲，就是一句话：制度化！

　　 向左走？向右走？答案很清楚，向"制度"走！

　　 现在，胡温体制默察大势，做出凸显社会主义即向左倾向的调整，应为历史必然，也应予肯定。然而一如前文分析，为中国的现代化从长计议，现在仍应撷取发达国家经验，在继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同时启动并全力以赴于相关配套体制的革新。只有如此，中国才可望真正跳出"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也才真正能在市场经济及社会主义两条大道中左右逢源。

　　 对胡、温这一代的领导团队而言，戮力于现代化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革新与建设，不但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也是一种历史责任，最后还是千载难逢的契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将对此有所期待，并成为胡、温推动改革的最大助力。就国际而言，亦将因此树立胡温体制及整个中国的良好形象，这何尝不是胡温推动改革不可或缺的国际有利大环境？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57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