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小留学生现象"和"留学垃圾"问题的频频曝光，中国政府开始为之头疼，日前甚至派出专家组专赴海外调查。一直以来，中国的留学潮流都由政府的留学政策主导，此次官方调查行动备受民间关注。

　　自21世纪初以来，媒体对"留学垃圾"全面曝光后，中国的小留学生问题引起中国当局的高度重视。据笔者获取的最新信息，中国高层领导下令教育部调查"留学垃圾"问题。最近，教育部派往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调查组已经完成调查旅行，正在撰写报告，以便上报中央，为未来的留学教育政策做参考。

　　不过到目前为止，调查组撰写报告的一切工作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

中国海外留学的三波论争

　　 2003年1月，大陆官方媒体《青年时讯》发表《谁来清扫"留学垃圾"》一文，披露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甚至扰乱民风、触犯当地法律的种种行为，提出"留学垃圾"的概念，引起社会极大反响。

　　 日前更有报道称，近几年来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提高中国留学生入境的要求或者控制中国留学生人数，乃因大陆近年出现大批低素质留学人员，特别是未成年的"小留学生"，尽管这些国家因之收益颇丰。

　　 关于"留学垃圾"的争论，是中国继80年代起大陆盛刮"留学风"以来，"留学生"话题第三次强烈地对民间产生冲击。

"人才流失论"

　　 教育部官方网站（www.moe.edu.cn）上有一篇题为《留学工作概况》的文章，称"自1978年至2002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58万多人，留学回国人员达15万多人"。

　　 这个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演化成颇有市场的"人才流失论"，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等留学比例高的学校，甚至被说成是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

　　 曾留学美国的新语丝网站创办人方舟子说:"说人才流失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自费出去的学生一般不想回来，公费的也千方百计想搞到绿卡。当时我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班上几十个人也就几个人没有出国。"

　　 为了移民美国，一些留美学生组织甚至游说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不少人以"政治迫害"为借口获得了美国"绿卡"，这也被人笑称为"学卡"。

　　 以出国留学培训而闻名大陆的民办学校新东方学校副校长徐小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是到了2000年，'新东方'还在被人指责为'人才流失'中心。"

　　 徐小平认为，政府与民间在对待留学问题的态度上明显出现了"错位"。"1978年邓小平就说过鼓励留学，他甚至说出去的人能有三分之一回来就不错了，教育部也是一种来去自由的态度。但是民间，特别是媒体，反倒显得很保守，总认为这是在'人才流失'。"

　　 徐小平甚至称那些认为出国留学导致人才流失的观点是"愚蠢的"。他说："他们忘了互联网、全球化的存在。如果美国所有最先进的科技的第一线全是由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占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而且现在资讯如此发达，信息的交流已经是没有国界的了。"他举例说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留学美国后并没有回到中国，而是定居美国并开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现在这家公司仅在杭州一地就雇用了上千人。徐小平说:"如果他不留在美国，那么这一产品的外包业务可能就是印度的了。比如说杨振宁，如果当初他也回国，可能他并不会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是一个右派。"

　　 徐小平说，目前在美国每个大学如果有一个华人教授，必有10个印度教授，每5个中国留学生中必有一个是印度导师。他认为现在国内的出国留学心态还是太过保守，无论是年龄结构还是留学的深广程度都显得"畏首畏脚"。

　　 "中国要在留学领域与印度竞争啊。否则，他们永远是做一万美元的外包业务，我们只能做5000元人民币的加工。"徐小平说。

"海归"不再被奉若神明

　　 后来，"人才流失论"被另一场争论悄悄取代。

　　 90年代后期开始，留学生回国忽成大势，留学生中形成一种"中国机会"论。归国人员大量增加，并在国内形成一个特殊群体，被人略带戏谑地称为"海龟（海归）"。

　　 很快，人们发现"海归"中问题多多，假文凭、没有真才实学、不安心在国内发展等等。进入21世纪，多位名人及官员被质疑伪造假留学文凭，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抨击，在大陆引发了一场对回国人员"含金量"的普遍怀疑。

　　 "海归"中的不合格者遭到来自"海归"内部的强烈反感。2002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哈佛医学院博士后何士刚撰写了一封致科学技术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公开信，痛斥了一些留学人员利用国内对留学归国人员特殊优待政策的监管漏洞，占用大量国内科研资源的情况。这封信征得了25名拥有国外知名大学博士和博士后学历的归国科学家的签名。

　　 "现在留学回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被奉若神明了。"何士刚说，"大陆现在的情况有点像80年代的台湾。以前是'抓到篮里就是菜'，现在随着回国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有了挑选的余地。不再是镀了金就可以回来有好位，而是很多人想回来没人要。"他举例说，今天如果没有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几篇文章的话，很难在北大、清华或者中科院等好地方找到工作。

　　 不过，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提醒说，另一个关键问题还在于大陆如何建立一个能够让留学回来的人充分发挥能量的机制。"这更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涉及经济改革，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言论放开等。"

　　这位早在80年代便出国留学的学者举例说，他在国外发现很多国家并不热衷于建设立交桥和水坝，就在三峡大坝开工的那年，美国还因为生态保护的原因把一座水坝给炸掉。但是他就此写出的文章却因为"敏感"始终无法发表。

　　 "我出去留学，花了那么大的成本，看到了这些东西，可是回到国内竟然连个说出来的地方都没有。"这位学者说，"留学是一种开放，关键是我们也要对内开放。"

"留学垃圾"谁之过？

　　 2003年6月24日，中国驻新西兰使馆的一位领事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公开呼吁大陆留学生在新西兰要遵纪守法。在此之前，同年三四月间，据报道新西兰接连发生两起中国留学生惨遭杀害的刑事案件，凶手皆系中国留学生，被害人和凶手最大都不过22岁。

　　 记者曾经在采访日本《读卖新闻》中国局局长滨本良一时，也得到过一组由日本警察厅提供的外国人在日犯罪数据统计，其中2002年中国人在日被检举达12000多件，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其中不少是留日学生。

　　在全球最大搜索引擎"Google"上键入"留学垃圾"，可以得到80000余条中文检索结果。媒体在调查披露大量事实的同时，也在探究：制造"留学垃圾"，谁之过？

　　 自费留学如果没有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费往往高达几万甚至十几万，这笔开销对当下大陆较富裕的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更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小留学生"的阔绰让新西兰当地人惊呆，一个来自东北的留学生在新西兰一下子买了三辆车，就因为他的同学买了一辆"宝马"，他想在数量上压倒对方。有人因此质疑，一些家庭送小孩出国也有"洗钱"之嫌。近年的公开报道中，各地贪官送子女出去留学更成潮流。而此等环境熏陶的子女多是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自身易沉沦不说，也坏了中国留学生甚至海外中国人的名声。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卖淫的案件也屡屡曝光，今年出版的《留学与垃圾》一书的作者就在书中写道，他曾在日本很多城市看到拉皮条的中国男留学生和在马路边强行拉客的中国女留学生，这本书还称，据东京歌舞伎町的华人营业者估计，在这一区域打工的中国陪酒女不下千人。

　　此外，也有人想借出国留学避开国内沉重的应试教育和高考压力，出国"镀金"的想法也还占有相当市场。但是《留学与垃圾》一书作者认为："从目前中国中学生出国留学的总体效果看，负面效果远远大于正面效果。"

现在的留学生应有怎样的使命

　　 于学军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博士后，现在担任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他认为留学的经历对他的从政非常有影响。除去原本要开3个小时的会他能在1个小时内"搞定"外，他还经常说一些一开始让下属难以接受的观点，比如他认为流动人口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他要求同事在处理这群人的计划生育工作时，不要强调"管"，而是"服务"；在讲到依法行政的时候，他认为违法率低了并不代表成绩，便民与维权才是目标。

　　 徐小平说："现在提倡学习先进的执政经验。这个说法在10年前可能会被看成是反革命，20年前可能会被枪毙，但是现在官方开始提了，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转变，留学生应该抓住这个契机，担负起自己的使命。"

　　 徐小平说，1995年之前他所看到的出国的学生几乎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才逐渐出现一些问鼎欧美一流大学人文学科的学生。网上有一篇署名赵毅衡的文章则在对比了民国时期赵元任、金岳霖、闻一多、傅斯年等人的留学经历后不无感慨地说，今日中国的留学生中更多地倾向于选择更好找到工作或获得移民资格的理工科。

　　 曾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留学的何士刚则认为，选择理工科一个直接的效果是更容易获得奖学金，而且理工科的导师一般更有钱，可以负担学生的生活费用，这些对于自费留学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民国时期很多人都是公派的，他们在生存上的压力并不大，所以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会更自由一些。"

　　 与解放前的留学生相比，另一个巨大的差别在于，当时诸如蔡元培、胡适、鲁迅等留学生在回国后几乎完全引领了当时的社会心态和文化生态，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今日留学生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例子。

　　 徐小平认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满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中国留学生就一直肩负着向西方学习，拯救和振兴民族的重任，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时代已经变化了，他们的使命的具体要求也变化了。他甚至认为，张朝阳把互联网带回中国的作用并不次于鲁迅对中国的贡献。他在自己的书中曾经不吝笔墨地赞扬原北大副校长陈章良，陈曾经在北大大搞科技产业公司，尽管他被很多人痛斥为"学术骗子"，但是徐小平认为，陈将科技市场化并取得了收益，"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个理论也要有陈章良这样的人来用实践证明啊。"徐小平说，"人们对于当下没有历史感。"

我们需要怎样的留学政策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文元清楚地记得1985年自己自费留学日本时所费的周折。他说："我和单位磨了半年。在公安局办护照时需要政审，审查了一年，因为我曾经在黑龙江插过队，他们甚至跑到那里去调查我插队时的表现。"尽管如此，王文元还是觉得自己相当幸运，因为他周围还有人因为没有"平反"而失去出国机会的。

　　1978年，复出的邓小平恢复了几乎被废禁的留学政策，决定扩大留学规模。当年年底，首批赴美留学生启程，1983年自费留学人员达到1000名左右；三年后的1986年，这个数字增长十倍达到10000名；一年后，这个数字又增十倍，突破10万大关。留学迅速成为一种"时尚"。
但是在90年代初，因为留学人员的回国率过低，加上1989年后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国家开始收紧留学政策，曾在1990年毕业的方舟子说，当时他在办理赴美留学手续的时候就被"审查"到年底才放行。

　　1993年，中央重新放宽留学政策，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并实施直至今日。

　　 方舟子认为，留学属于个人追求受教育权利的行为，政府不应过多地介入其中，应该越放开越好。因此，他担心政府会因为小留学生等问题的频频出现，而采取一些强制性的缩紧措施。

　　 由于目前国内自费留学规模庞大，很多以介绍学校甚至帮助租赁房屋、寻找打工机会的留学中介机构纷纷涌现。据教育部官员透露，2002年仅北京市通过46家留学中介机构办理出国的人数就达到1.3万余人，留学中介费以较低的1万元计，仅北京这46家中介的营业规模就能达到1.3亿元，留学中介称得上暴利行业。在近期媒体的报道中，屡屡可见对留学中介机构欺骗、敲诈留学人员案例的披露。

　　 为了规范管理，教育部曾经出台政策，对留学中介进行资格认证。"但经过认证的中介也经常干些违法的事。"徐小平对目前的中介资格认证制度表示了相当的不满，他认为留学中介之所以频频被称为"黑心中介"，关键在于政府没有开放留学服务市场，没有引入竞争。

　　 而方舟子对中介制度的存在本身表示奇怪:"在国外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机构，如果是正规大学，你可以直接和他们联系，如果需要相关的综合信息，这个工作应该由政府部门或者公益部门来做。"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是公派留学。尽管公费留学人数在2002年仅为留学总人数的7%，但是政府派遣官员到国外的短期培训，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等出国人员的绝对数字仍然相当庞大。
徐小平对这一行为表示支持，他说:"晚清政府都可以派出那么多公费生，我们也应该有这个魄力，哪怕他们游山玩水，出去走走也是一种启发。"但是他同时表示，访问学者制度应该改革，因为其评价指标往往不是学术的，而且非常不透明，其中很容易形成各种腐败。

　　 方舟子也表示了类似观点，但是他对外派官员短期培训表示质疑："如果要能够比较熟练地用英语学习，至少需要在国外生活一年以上的时间，很多官员基本语言关都过不了，怎么能够学到东西？我在美国的校园里遇到过这样的官员，他连英语都不怎么懂。可能有一些官员会觉得比较有收获，但这是花纳税人的钱，你要看看这个'收获'和'成本'的关系。尤其是政府治理，根本不像自然科学是不分国界可以照搬的。"

　　欲知详情，请查阅《凤凰周刊》总第162期(订阅电话：0755-259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