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佩特拉流下中国人的睛泪（11月7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 晴 约旦佩特拉 下榻Silk Road旅馆

在佩特拉，我们这个队伍要有一次人员轮换，摄影师高金光、信息传送技师周兵、《北京青年报》记者于大公，以及司机小孙、小杨，都要从这里直接去安曼机场回国，接替人员昨天已经来到。我妻子也要在今天离开。

又传来消息，伊拉克大概能进去了。这事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伊拉克驻中国大使馆联系，但由于我们无法隐瞒去以色列的行程，怎么也办不通手续，幸好在这里遇到一位旅游公司的老先生，利用他的私人关系走通了伊拉克驻约旦大使馆，只不过我们必须在一切行李物品上撕去希伯莱文的标记，签证时只说去过埃及和约旦。如果能办下来，我们面临的是一段极艰苦的行程，第一天的驾驶距离是一千二百公里，大概要连续不休息地行驶二十个小时，中间没有任何落脚地，巴格达食品严重匮乏，除了在旅馆包餐，不要希望在街上购买到食品。伊拉克之后，伊朗、巴基斯坦的路途更长，而巴基斯坦政变后的局势还不明朗，行路安全很难保证，印度水灾后传染病流行，尼泊尔进西藏有很长一段距离没有像样的路……总之，最麻烦的路程都在以后。

我们正在佩特拉崎岖的山道口讨论着行程，突然一辆吉普车驶来，说由于种种原因，告别的时间提前，要离开的几位现在就去机场。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在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拉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连蒙古大汉高金光也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我理解妻子的心情，她实在不放心我走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这充满未知的艰险长途，这几天来一直在一遍遍收拾行李，一次次细细叮嘱。她很想继续陪着我，但发现在这样的路上遇到艰险，妻子的照顾不解决问题，何况国内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秋千架》要赴台湾演出，又要拍电影。

其实她流泪还有更深的原因。这次她从开罗、卢克索、西奈沙漠、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一路过来，一直在与我讨论着种种文明的兴衰过程，作为一个文化人，她心中文化概念突然变得鸿蒙而苍凉，这与她平时的工作形成巨大的反差。她和我一样，本来只想与世无争的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无奈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偏爱引发了同行间的无数麻烦。我们都想在新世纪来到之时一躲了之或一走了之，但在异邦文明的废墟前，心情变得特别复杂。故国的文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鲜明地呈现在眼前，但回去后又必须面对让人气闷的一切。她为我气闷，我为她气闷，互相不愿多挑破，却又心照不宣，现在共同面对着精采于无言、由陨灭于无言的文化遗迹，还待继续谛听又不得不断然割舍，真叫人一时怅然。

他们的车子走远了，我们还要用车子回国，以车轮度量，故国故园是那么遥不可及。本来我已经不愿走这么远的路，但沉心一想，来自狭隘空间的骚扰，不应该只向狭隘空间清算。我们的遭遇属于一种奇特文化生态的产物，这种生态需要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来开释和舒展。这真像艰难行万里路的古人，一切异乡体验都不是为了个人贮备。

我还在出神，我们队伍里赶来的陈吉勇先生在山道上见到了一个中国女子，在这一带见到中国人十分稀罕，总会多看几眼，这位中国女子和她的挪威丈夫在一起，一见到这溜印着中国字的吉普，立即走了过来，见到这么多中国人，显得很激动。陈吉勇告诉她，我们将横穿几个文明故国，一路返回中国，她一听，眼圈红了，转身与丈夫耳语一阵，又对陈吉勇说：“真想开着我们的车跟着你们，你们住在哪个旅馆？”陈吉勇说，还不清楚，她便悻悻离去了，轻轻擦着泪。

大家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激动，从她与丈夫的关系看，显然不是因为有太多的个人委屈。我猜想，主要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见到中国人，只由她独个儿在体验着两种文明的差异，今天一见，发现居然有一批人用一队吉普车行驶数万里来考察她的细微体验，而考察者又是她离别已久的同胞，她怎能不喜极而泣。她认真地说要跟着我们走一程，这很不现实，但在别种文明的领地一步步向父母之邦逼近的行为魅力，她感悟到了。

佩特拉真让人难忘。今天的佩特拉留下了太多中国人的眼泪，但是没有一滴与悲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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