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危险为伴（1999.12.2）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 晴 巴基斯坦奎塔 下榻Serena旅馆
从伊朗出关，刚刚走进巴基斯坦的铁栏门，所有的女士都欢叫一声，把头巾摘下了。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两次一问，关系融恰了，而我们的女士们还处于解除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吔、吔”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
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老人，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女士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但我看到她们摆动的肩膀前后，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
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看，他要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钟，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过关简直是天壤之别。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打前站”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
但我们正想打招呼，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因此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12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作威武状。
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他现在已经很警惕，觉得我们这批可疑人员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地瞎起哄。
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塔（Quetta）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而这条路，据曼赤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但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夜间行走。理由是，从边境到奎塔，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
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芜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技师马大立先生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对讲机又传出五号车的摄像袁白先生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
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过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地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想这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横下一条心冲过去，但还没来得及冲，五号车的车轮爆了，其他四辆立即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还是恶，我们这种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
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竟然是这样的老人禁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忍不住轻轻摇头，默默地看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滩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真得出了事管什么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窜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
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时，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但不管怎么我们已经到了，除了早餐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煎鸡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谁也不想动了。